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10日11:23 新浪伊人风采
　　我的陈述涵盖了我在北欧国家学者中进行的一个全面调查项目中所做的工作的一小部分，这个项目用于分析和比较1990年代的政治运动话语。(Gomard & Krogstad, eds. 2001)
　　我分析了11例与本党派政治家陪审员的政治电视辩论。主持人和打进电话的观众向她们提问。典型的陪审团由两位男性和一位女性政治家组成。11例个案中只有3例的陪审团的领
导者是女性。我将呈现一个典型的陪审团的互动。
　　在实践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发现在大多数的辩论中，我的全面的结果可以巧妙地被总结为一套类似的电视辩论中的具体的“规则”。你会发现，是这些规则使性别不平等在微观的互动中永久延续下去。
　　1.政治首先是男人们的游戏。(演播室的设置使男性受惠。男性是大多数陪审团的领导和参与者。男性政治家从观众那里接收到更多的提问。男性观众比女性观众问更多的问题。)
　　2.女性不应当成为陪审陪的领导。(女性陪审团领导人比男性领导人更少地被主持人关注。下属的男性陪审团成员在超过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似乎在破坏女性领导者的权威性。)
　　3.女性不应当说太多话。(女性陪审团领导比男性领导更少地被主持人关注。两个下属的女性陪审团成员完全被主持人忽略。在超过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主持人都试图阻止下属的女性陪审团成员争取自己发言的尝试)
　　我的结论是女性政治家被放在了一个双重受困的境地上。在一个平等导向的社会中，她们被正式邀请和欢迎参与政治。但是当她们试图通过在微观互动层次建立可见度、权威性和控制力，以把自己放在一个能委以重任的政治家的地位上时，她们被暴露于把她们限制在“做”更传统的女性气质的工作环境中，如果她们不很努力地避免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一种平等和文明的对话在政治中发生，关注微观层次的互动也是必要的。不止是在丹麦，而是在全球。为了在一个更乐观的信条下结束，比如，变化是可能的，我将以描述一场平等和文明的辩论来做为结束。
1、介绍
　　通常情况下，平等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女性和男性在社会宏观和中观层次的位置，如法律、劳动力市场、社会政策、机构和组织。而大多数增加平等的措施也是指向这些层次。我的目标是用对微观层次的互动动态进行分析对这些途径进行补充。
　　我的主张是微观层次上的互动，比如说电视辩论可能是有害于或有助于宏观和中观层次上的平等努力的。我将用丹麦的一个案例来说明我的观点，但是我相信这种方法适用于全球。
　　我的阐述的结构首先是简短的理论介绍。主要的部分将是描述两场政治辩论中的互动动态。我将以一个简短的关于视角的讨论结束。
2、理论介绍：做性别和做政治Doing gender and doing politics
　　我的性别视角是表述行为性(行动)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并不被视作是个人的本质，内在于我们的东西。相反的，性别被视作是我们“做”的东西。性别是协商，比如说在互动的人们之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产生和再产生。这并不是说，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分别地由每个个人偶然地涂写发明出来。而是说，我们的行为，不管是遵奉者或非遵奉者(英国教徒或非英国教徒)，是根据现存文化对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符号去做和被评估的。作为女性或男性的责任是被固定的。
　　同样，研究政治家，我的兴趣在于表述行为性。她(他)们是如何去行动从而产生作为政治家的说服力的。
　　我的兴趣点不在于政治辩论它本身，而在于伴随着它在发生着什么。我的假设是，在政治议程被播映的辩论之下，有一个隐藏的判断者：通过在日常互动中“做政治”，政治家同样在协调她们作为政治家的能力。这种协调同时也是一种性别的协调。为了分析这些方面，我必须关注女性和男性政治家们的交流风格以及她们在辩论中遭遇的工作条件。
　　为了方便我对电视辩论中政治话语的分析，我选择将“做政治”的文化符号操作化为可见度、权威性和控制力的形式。在时间被商业化限制的电视辩论中获得可见度、权威性和控制力，或多或少地发生于损害同事的可见度、权威和控制的情况下。优势和竞争有一些特定的因素。
　　可见度、权威性和控制力作为“做政治”的文化符号与男性气质的文化符号相关联，我相信这种情况是全球性的。对于男性政治家而言，没有进退两难的文化的演讲。而同样的符号与女性气质的文化符号更少一致。这或多或少使女性政治家存在一些冲突。她们必须暗自协调冲突的符号，以使她们自己被理解成为文化可解释的女性和政治家。
　　现在，我将进入主要部分的陈述。
3、对两个政治辩论的分析
　　我的陈述涵盖了我在北欧国家学者中进行的一个全面调查项目中所做的工作的一小部分，这个项目用于分析和比较1990年代的政治运动话语。(Gomard & Krogstad, eds. 2001)
　　我分析了11例与本党派政治家陪审员的政治电视辩论。它们发生在1993年的一次丹麦EU公民投票进行过程中。典型的陪审团由两位男性和一位女性政治家组成。陪审团领导者大部分是男性，其中只有3例的陪审团的领导者是女性。她(他)们被一位男性主持或者打进电话的观众提问。大多数打电话的观众是男性。我将陈述这两个陪审团的互动。
　　团体A由一位男性领导，M1，和一位男性、一位女性下属成员组成，我叫她们M2和F。互动的机制是分等级的和竞争的。团体B由一位女性领导，F，和两位下属的男性组员M1，M2组成。互动的机制则显得更为平衡和互相支持。
　　首先，我们来看，
　　3.1 发言时间的分布
　　政治家的发言时间是她们在辩论中可见性、权威性和控制力程度的一个大体尺度。发言时间的极大差距在群体中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等级，而极小的差距则为政治家们产生一种更加平等的位置。为了让团体所有成员都能协商获得一个作为能胜任的政治家应有的位置，等级不应该变得很显著。在一定程度上，所有团体成员必须能够显示出可见性、权威性和控制力。否则，这个政党将失去可信性：它将显得不能组成一个由三个能干的人组成的团体
　　在团体A中，发言时间的分布形成了一个在这类辩论中非常普遍的等级。M1，这位男性领导者占了28分钟，即将近一半的发言时间49%。M2占了三分之一(32%)的时间24分钟，当然是分布短了一些。F只占了7分钟，这位女性成员只得到了20%的发言时间。20%的发言时间确保了一定的可见性。在我的资料中，20%是最低等级的平均数。但是，这位女性只能通过发表比较长的谈话来达到这个分布，她平均发言时间长度达到了34秒。这是她努力为她的可见性争取的一个首要的迹象。
　　在团体B中，一个有趣的特征是女性领导者F和M1之间发言时间的几乎平等的分布。F占了39%的发言时间，事实上，这是我的资料中唯一一例个案，在其中领导者允许其他成员获得超过他们应得的可见性。
　　接下来，我将展示政治家们是如何获得发言权的。
　　3.2 获得发言权
　　政治家们如何获得发言权是她(他)们辩论中工作条件一个重要的指标。有两种方式：要么，一个政治家被主持人、观众或同团体的同事邀请发言。或者，未被邀请而发言，这种情况下，发言的成功与否主要依靠主持人：他是允许还是上断一个未被邀请的发言？对于政治家来说，被邀请而发言是比较轻松的途径。
　　首先：关于被邀请的发言
　　主持人提大部分问题。因此，他能够大大地影响一个政治是否占优势的动态机制。在团体A中，主持人对两位男性提了相同数量的问题，每个人15个，但是他根本没有问那位女性任何问题。因此，他没有为她提供任何机会来形成可见性、权威性和控制力。在团体B中，主持人把他的注意力平均地分配给了F和M1，每个人提了8个问题。但是他也问了M2三个问题。
　　观众也可以直接向某一位政治家提问而不对团体整体提问。大多数情况下，观众倾向于在媒体中最出名的领导者。这种情况在两例个案中都有发生。在团体A中，观众问了M1五个问题。在团体B中，观众问了F七个问题。
最后，团体中的一个同事也可以为另一位政治家提供发言机会。在大部分的辩论中，当一个问题是指向团体的时候，领导者占据控制地位。领导者可以选择回答这个问题，或者可以通过一个眼神接触、手势、点头，邀请一位同事来回答。邀请或邀请同事来回答是一个有力的控制工具。在团体A中，领导者M1通过4次邀请M2发言，而与M2之间建立了微妙的联盟
关系。他只邀请F发言一次(另一次邀请来自M2)。因此，这位领导者并不打算补偿她没有被主持人关注的损失。结果每位男性获得了20次邀请发言的机会而这位女性只得到三次邀请。
　　在团体B中，女性领导者邀请M1六次。同样，她也关注M2，邀请他发言三次。有趣的事实还在于两位下属都邀请了领导者发言，因此同样掌握控制权。
　　现在我将继续讨论未被邀请的发言：
　　有一些经常被邀请发言的政治家同样也通过未被邀请的发言来增强他们的发言时间分面。在团体A中，男性分别做了八次和四次这样的发言。另一方面，未被邀请的发言时间分布是对没有受到邀请发言的人的补偿。对团体A中的女性来说，我们能够看出她七分之四的发言是未被邀请的。她努力地要补偿未受到主持人和领导得关注的损失。事实上，她还尝试了另外三次，但是都被主持人中断了。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在同组的男性身上发生。
　　非常有趣的是将团体A中的女性和团体B中最年轻的男性成员M2的工作条件作对比。他的处境更加好，被邀请了6次，同时他的未被邀请的发言也得到了允许。
　　现在将讨论我为获得发言机会策略的命名。
　　3.3 竞争策略
　　*团体A中的F和团体B中的M2在此并不相关。
　　某些政治家使用一些的竞争策略以确保她(他)们将在别人之前得到发言机会，或者一旦得到发言机会就要把握它。这些竞争策略可以是比如说中断前一位发言者；交迭：在前一位发言者结束前几秒钟内开始发言；在另一位参与者开始发言前，把握发言机会。
　　在团体A中，我们发现两位男性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竞争，竞争策略分别是他们发言的43%和58%。在团体B中，竞争策略的成分比较低。
　　另一个有趣的特征是：
　　3.4 辅助性评论和发言机会的获得
　　当一位政治家为一个问题提供第一个答案，按回答次序，接下来的问题指向这位政治家。另一位参与者可能通过在未被提问的情况下插入，回答指定由同事来回答的问题。他或她在前一位同事发言之后可能提供辅助性的评论。在一个竞争的氛围中，这种行为是对别人权威的威胁。它等于是说：“我知道得比你知道的好。”这是辅助性评论和抓住发言机会的最大功能。在团体A,领导者M1针对M2使用了4次这种策略，针对F使用了一次，以破坏他们的权威。
　　一种合作的方式(比较少见)来使用辅助性评论在团体B中比较明显，在其中政治家们把它们作为一种互相支持的方式，比如说为同事提供需要的事实信息。在这类的干涉之后，同事还能继续他的或她的发言。
4、讨论：视角
　　对我们不利的消息是在11例辩论中，团体A比团体B更有典型性。在实践的基础上，我发现大部分的辩论，我的全面的结果可以巧妙地被总结为一套类似的电视辩论中的具体的“规则”。你会发现，是这些规则使性别不平等在微观的互动中永久延续下去。
　　1.政治首先是男人们的游戏。(演播室的设置使男性受惠。男性是大多数陪审团的领导和参与者。男性政治家从观众那里接收到更多的提问。男性观众比女性观众问更多的问题。)
　　2.女性不应当成为陪审陪的领导。(女性陪审团领导人比男性领导人更少地被主持人关注。下属的男性陪审团成员在超过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似乎在破坏女性领导者的权威。)
　　3.女性不应当说太多话。(女性陪审团领导比男性领导更少地被主持人关注。两个下属的女性陪审团成员完全被主持人忽略。在超过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主持人都试图阻止下属的女性陪审团成员争取自己阵地的尝试。)
　　撇开辩论术，我的总的结论是女性政治家被置于一个双重受困的境地。这种双重受困的境地发生于宏观和中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之间的张力：在一个平等导向的社会中，基于性别的歧视被法律所禁止，女性被正式邀请和欢迎参与政治，但是当她们试图通过在微观互动层次建立可见度、权威性和控制力，以把自己放在一个能委以重任的政治家的地位上时，她们被暴露于把她们限制在“做”更传统的女性气质的工作环境中，而她们必须非常努力地去避免它。女性气质不可避免地在她们身上重现。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一种平等和文明的对话发生在政治中，考虑微观层次的互动也是必要的。不止在丹麦是这样，全球都这样。好消息是，变化是可能的，就像对团体B的分析中表现的一样。但是变化自己是不能发生的，需要人们加以关注。后来，团体B的女性领导者告诉我，参与者提前对改变这种游戏的规则达成了一致。